山西陶寺遗址或成为尧都_[#第一枪]

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流传有一位上古圣王，他仁厚智慧、礼贤纳士、制定历法、实行禅让，这就是五帝中的“尧”。

但由于没有考古发现来佐证，所以“尧”的时代在历史上一直是个传说。近日，由首都博物馆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推出的大型考古展上，“尧”和那个时代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

在一系列出土文物和重点发掘项目中，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发现是最受关注的焦点，这里据说就是传说中“尧”的都城平阳。如果这一考古发现被科学界普遍证实，那么将使中华文明的起点由原先的距今3700年左右，推前到距今4200年左右，陶寺遗址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的起源。

山西陶寺遗址或为尧都

“这就是个‘尧’字”，带领考古队进行陶寺遗址挖掘的何努，对陶寺出土的扁壶上的朱红字确认不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的研究员，何努从2001年就来到山西陶寺遗址进行考古挖掘工作。

此前，学术界一直认为中国最早的都城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华文明起源于距今3700年左右的夏商时期，而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似乎将此定论推翻了。

何努告诉记者，考古就像探案一样，需要层层深入对发现的物证进行推理分析，尽管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但陶寺遗址就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非常大。

他认为有几方面可以证明这一观点。首先，考古工作人员通过对陶寺遗址的出土文物进行“碳14”年代测定，发现陶寺遗址的年代为距今4200—4500年，而这一时期正好处于传说中尧、舜、禹的时期。

其次，历史上关于尧都平阳地理位置的记载与陶寺所处的地理位置基本相似。在魏晋人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中说：“帝尧氏，始封于唐……及为天子都平阳”；在《太平环宇记》中有“平阳，即今晋州”的记载。而这个“晋州”，就是今天的山西省临汾。所以尧都平阳肯定在临汾市辖区之内。而陶寺遗址所在的襄汾县位于山西省中南部，隶属于临汾市。

此外，科研人员在陶寺遗址发现了城市的雏形和宏伟的宫殿。其中一座圆角长方形大城南北长1800米，东西宽1500米，总面积约在280万平方米左右，而宫殿遗址都是由夯土台阶组成的，总面积约6.7万平方米。陶寺遗址的宫殿区还出土了一块瓦片，考古专家判断其为宫殿屋顶上的板瓦，用来解决建筑屋顶的漏雨问题。

建筑文字礼器皆为佐证

在陶寺遗址，何努还发现了“观象台”。“观象台”位于陶寺中期大城东南的一个小城内，大致呈半圆形，面积约1400平方米。它有三道夯土挡土墙，原来可能有三层台基。在第三道挡土墙的内侧，从圆心向外看，有11个夯土凸起排成一道弧形，凸起与凸起之间的间距在15—20厘米之间，形成了10道缝隙。何努认为以前这里一定是11根柱子，这些缝隙是进行天文观测用的。

何努的观点得到了天文史学界专家的认可，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武家璧告诉记者，在《尚书·尧典》中记载了尧命令羲氏、和氏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制定历法，然后颁布天下，使农业生产有所依循。特别谈到尧派四个天文官到各地去观测日出、日落及太阳的运动轨迹，来制定节气。

武家璧认为，陶寺遗址的这些夯土柱显然是故意安排的，因为要保证从一个点能看透10道缝，就必须要做到夯土柱应该都在以观测点为圆心、半径相同的圆弧上。而且从其中一条缝隙看出去，看到的正好是附近塔儿山的最高峰，说明当时先民把最高的山当作观测基准。另外，从另一条缝隙看出去，正是冬至那天太阳升起的方位。可见，先民是通过观测日出时刻以及山峰在缝隙中的投影来确定节气和历法的。

在陶寺遗址的一个灰坑中，还发现了一只残破的泥质灰陶扁壶，壶身上有竖条立体花纹，在壶的正面后面，分别有两个朱红符号。其中正面的符号很像甲骨文中的“文”字，很多学者也都这么认为，后面的符号则很难认。何努按象形来解释，认为是建立在“兀”土塬上的城垒，也就是“尧”字，与前一个“文”字连起来读就是“文尧”，是对尧的赞颂。

此外，陶寺遗址还挖掘出了显现王权威力的玉钺，祭祀天地神灵的玉琮，给诸侯分等级的玉瑗等礼器。因此，在何努看来，不管是时代、地点、城市规模，还是观象台这种授时机构的出现，以及陶壶上的文字和大量的礼器，都使陶寺遗址越来越接近传说中的尧都平阳。

被批“根据假设找证据”

但也有人对这一结论表示质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就针对观象台指出，考古学界有一个传统，“挖到哪儿，说到哪儿。”只挖出了地基，就只能说到地基。至于地基上面有什么，做什么用的，必须要有证据。

还有人表示，这种先行假设，再根据假设去寻找证据的方法，不符合考古学的科学精神。赵辉还表示，考古学有其局限性，考古资料往往很难落实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何况尧本身还是传说中的人物。

针对扁陶壶上面的符号是否是文字，第二个字到底是不是“尧”，有专家认为那只是一个图案，并不是文字，还有的专家虽然承认那是个文字，但不认为是“尧”字，而解释为“命”、“昜”、“邑”、“唐”等字。

对此，复旦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潘继安也在《考古与文物》上发表了一篇《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考》的文章，质疑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结论。首先，潘继安认为，今天的塔儿山，就是古代的崇山，此山在尧时是放逐罪犯的地方，而其西麓即为陶寺遗址。都城肯定不能和罪犯放逐地挨着，所以，陶寺遗址不可能是尧的都城。

此外，尧遭遇洪水时代，养生送死都崇尚俭朴，尤其是在丧葬方面，尧舜都实行薄葬。《墨子·节葬下篇》、《吕氏春秋·安死篇》都把尧舜作为薄葬的典型。而陶寺文化的情形则恰恰与之相反，所有统治者的大墓都实行厚葬，随葬品一般100多件，而这些华丽的随葬品，大多也是死者生前享用之物，统治者的养生送死如此奢华，这完全和尧时的情形不符。

另外，传说中的尧舜时代是一个平治水患，天下大治的盛世，而陶寺遗址显示社会矛盾严重激化，发生种种破坏行为，如宫殿区的宫殿被毁了，城墙也被扒了，中期小城内的贵族墓葬遭到了全面的捣毁和扬尸。这显然与传说中的太平盛世不符。

针对这些质疑，何努保持了沉默。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长刘庆柱则力挺何努。在他看来，“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要辨证地来看。在科学技术手段达到一定水平时，可以根据现有材料推理分析出更多的结论。就好比有的土壤分析仪器就可以从土中分析出元素含量，推导出其中有什么作物，再根据不同作物代表的不同气候，推导出历史上的气候环境变迁。“当然，所有学科都是有局限性的，在进行学术探讨时，应该充分听取各学科、各方面的意见充分讨论，但是对历史发现不能总是模棱两可，应该根据物证和分析推理得出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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